美国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增强保护铁路的能力,让外国的乘客免于再受威胁。而日本此时更加不赞同“铁路共管”,它已经获取了中国东北地区铁路的大部分权利,“共管”案一旦通过,英国就有可能把手伸到东北。为了获取中国新政府的好感,日本“大度”地表示主张中国自行组织护路队,这种态度获得了除英国外其他列强的一致赞同。
赵延庆对记者分析,公使团在5月份提出的诸项要求,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威胁中国政府早些救出外国人质;而8月份的“决议”,更多地带有一种试探的意味,在“肇事省份”主要官员被裁撤、中国原则上同意赔偿要求后,他们的目的也便达成了大半。
而中方为了表示本国有能力保护“外人安全”,在10月底迅速成立了一个名为“铁路警备处”的组织,将其列为国务院直管部门,并安排两个旅的兵力听其调度。
“蓝钢皮”这种常年为外国人乘坐的“国际列车”,在临城案后也在车头装上了大型探照灯,光照数里,以防不测。
中国在铁路沿线增派重兵,而英国在公使团中也已孤掌难鸣,“共管”一事,不了了之。
1923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得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勉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 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本来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同时外交团也要求北京政府惩处山东负责的长官,于是活该倒霉的何锋钰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这是6月25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