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在烟台自杀,被他人救下,送警。当时的她,仍旧未成年。
比照首次的报警,第二次的报警,李星星提供了更加具体的物证——有带有血液、精液的卫生巾、鲍某明擦拭过的纸巾。她还告诉警察,家里的电视机和鲍某明的电脑上,都有很多“儿童色情片”,还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视频。家里装的摄像头,一定也拍到很多东西。在民警的陪同下,她还在烟台山医院做了外伤鉴定和体液擦拭提取。
只是,这次报案,并未有满意的结果。
做笔录的当天,李星星在派出所的沙发上趟了一会,就睡着了。醒来之后,鲍某明从另外的笔录房间里出来了。鲍某明也坐到了那个沙发上。他向李星星挨过来,李星星向旁边让,他又靠过来,连续靠过来两三次,李星星还是让。她很惊恐,抬头望向对面的“警察叔叔”。只是,刑警队的副队长张高,就坐在对面,一切看在眼中,却没有出口制止。
这是一个不好的开端。
警方在办案时,是否容许当事双方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是否有人在此时就动了手脚?
几天后,警方告诉她,找不到电视里的“儿童色情片”,电脑里的文件也没找到;向民警要DNA的检测结果,对方没有给她;要求再次报警,派出所没有接受;直到最后,案件被撤销。
(四)
报警失败之后,李星星跳过一次海,被人捞了起来。从2019年6月起,她开始住院,她的妈妈把她带回了老家东南某省会,接受治疗。
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星星患有重度抑郁症、重度创伤后应激(PTSD)、重度焦虑症,而且阴道损伤发炎。
不甘心的母亲,带着女儿去派出所、刑警大队、检察院,找信访部门、找律师、找人大代表,到处找人帮忙请求再次立案。异乡母女,再立案之路十分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