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渴望生活,所以我就生活着,尽管它是违反逻辑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
鼠年立春的第二天,北京又下起了大雪,整整两天一夜。要在以往,这早已是朋友圈欢天喜地的大事儿,但2020年的第二场雪下得低调,朋友圈里鲜有感叹也无炫耀,5号晚上,终于看到有人发了一条,空空荡荡的雪景图,上面的文字是:
“没路人踩,雪很寂寞。”
这个很不一样的北京雪天,注定会是鼠年春天一个寂寞的注脚。当我们刚刚感叹完“2019年,太难了”,2020年的春天却以一种“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方式决绝开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很多人来说,忽然之间,“活着”成了一件拼尽全力的事,连生活都成了一种奢侈,更何况是喜乐。
| 庚子年北京大雪
疫情之下,每个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打开新闻APP的疫情地图,看看新增幅度,从最初几十例到上百再到破千,然后到现在持续的日增3000+,形势依然严峻,但心理已经多了些无奈和麻木。
很长一段时间,一整天会抱着手机,刷微信、微博,看视频、看文字,连一段的街景,也深深地透着悲情。虽然专家一再提醒所谓的拐点难以预测,但还是会在日渐深红的地图上暗暗捕捉任何可能的乐观信号。
在自然面前,你知道自己是个弱者,但还是会不死心地抱着一点希望,暗暗等待。
生命的硬度
因为是疫情中心,被称为“英雄城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做出的牺牲。
2月7日晚九时许,李文亮医生生前工作的医院门口,聚集了不少悼念者,在市区,自发悼念活动中,有人吹起口哨、有人点亮灯光,有人高喊“加油”。这座英雄之城充满了负重的悲情。
方方有关“时代灰尘”的话,在这个慌乱的时刻已经成为名言:可是时代灰尘再小,当它变成压在普通人身上的山,总有扛不住的,最先倒下的总是那些最无力和最无助者。
早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应该是女孩倩倩一家的遭遇,大年初一,母亲在隔离病房去世,身心遭到巨大打击的父亲最后也住进隔离病房,1月29日为父亲担忧的微博依然在她的微博@xgfshouji置顶;然后是17岁的黄冈脑瘫患儿鄢成,父亲和弟弟发烧隔离期间,他被迫一人留在家中,在没有监护人在身边的情况下,7天后独自“上了天堂”;再是黄冈孕妇翁秋秋,感染新冠肺炎之后,家里耗尽所有,倒在1月22日免费治疗之前。
阴阳两隔有时就是这样来得如此猝不及防。也许他们的故事你早已听过,请允许我再把它们叙述一次,因为它们是今年春天有关悲情的三个注脚。
还有另一种悲情,那是重压之下才显出的生命韧性。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生命因为“渐冻症”进入“长则十年、短则五年”的倒计时,他“笑着活下去”的践行成了很多人的光;还有90岁徐美武,64岁儿子感染肺炎,她在发热门诊等待床位5天5夜之后,终于等来隔离病房,在不需要陪护、离开医院之前,90岁的母亲给儿子的字条上写了:
“要挺住,要坚强。”
母亲真是越老越刚。
大山压顶的“至暗时刻”,终究是有人在扛着。2月7日,上空划过的哨声和呼喊声,尖利中又透着惆怅,“不寻常的时刻,不理智比理智更能显示爱”,很多人还要扛下去,爱才是力量之源。
警惕“同情心疲惫”
疫情在扩大,但人的同情心不仅不会随之扩大,反而会关闭。
这是美国历史学家CarlaJoinson在1992年的发现。她在观察急诊室护士时,发现她们在日常看护过程中会经历一种与众不同的“疲惫”,比如看护的病人去世,她会经历无助和愤怒;外科护士的病人没有好转,他们也经常经历绝望和挫败,这种“疲惫”能把护工的身心掏空,严重者导致离职。
1995年,美国杜兰大学医学博士CharlesFigley(查尔斯·菲格利)对这种“疲惫”做了进一步探索,他发现那些照顾有后创伤应激障碍(PTSD)的护工也会经历类似的PTSD症状,他把这种“疲惫”正式定名为“同情心疲惫”(CompassionFatigue),即在同情压力下,所经历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的疲惫甚至失能,其病理很像抽二手烟,所以它有另一个名称叫“二手后创伤应急障碍”。
根据Figley的发现,创伤也具有传染性。这是因为一方面是护工自身会暴露在创伤之下,另一方面看护工作本身要求看护者与病人的自我意识一致,同理心是基本的职业素质要求,而同理心是同情心的动力。
这个概念在医学界推出不久很快被用于媒体。当公众长期暴露于深重的危机和灾难的报道中,反而会损害他们对事件的反应能力,就像见惯了非洲饥荒的儿童、被炮弹炸毁的城市,人们也就见惯不惯了,麻木了。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来自湖北、来自的报道和小道消息喷涌而来,朋友圈里时不时会传来一些截图,几乎都是普通家庭支离破碎的现场,它们最终的主题相似,为求医无门的家人求一个收治的机会;还有那些独自在家的老人和小孩,以及同样在等待救援的留守动物,都令人唏嘘。
每天抱着手机刷屏的我们,一方面接受着诸多悲情与求助信息,一方面又无能为力。你发现同情心的消耗,无论是从数量和速度,都在加快,同情心供不应求了。
怎么办?
已经不止一次看到有人说,他们通过《我爱我家》《武林外传》等电视剧来调节情绪;还有好心人告诫既然“干不了什么又解决不了问题”,把每天看疫情新闻的时间压缩到一个小时,这种“信息脱钩”竟与专业人士的建议不谋而合。
疫情期间,为防止过度焦虑,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谢斌要求把接收疫情信息量降到40%,他给出的药方就是“该追星的追星,追剧的追剧。”
|防止焦虑过度,专家建议追星看剧转移
同情心疲劳,是身体保护我们的机能之一。像人体很多功能一样,其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如果你不想吃,饥饿感就会变得无意义。如果无法变成具体实际的行动,同情心也会没有意义,不如切断,还能节省能量。
“同情心疲惫”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其症状包括:
对他人遭遇痛苦感到有负担
自我孤立
对生活快乐的感知力下降
难于集中精神
体力和脑力的疲劳
情感的掏空感
无助和无力感
对药品和酒精的过度使用
疏于个人看护
否定
其中,否定是最有害的症状。这意味着你无法正确体会、评估症状,也会阻碍你正确寻求帮助。
克制的行动派
作家池莉以市民和曾经流行病防治医生的角度,呼吁大家自觉严格做好隔离,她以一个医生的冷静警告,隔离就是战争,战争就不要“大肆地泛滥爱与情”。所谓“爱与情”,就是微信、抖音、微博上的一些“煽情文字”。
这是一种强硬的拒绝:我不想要,可以吗?她在提醒公众其实同情心的供给也要“按需分配”。
克服“同情心疲惫”除了克制,另一种方式就是行动派,这需要靠自觉。
2月6日,四川汶川县三江镇龙珠村村民驾车36小时运送100吨新鲜蔬菜援助,这里有个背景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汶川县100多名伤者的救治就是免费给予的。
四川雅安市汉源县20多万人捐款500多万元感恩湖北,因为汉源是汶川地震后湖北援建的。
很多人说,汶川县菜农和汉源民众的捐赠行动,是因为共同灾难经历。但正如前面说的,当灾害扩大时,同情心会关闭,心反而会变硬。
一些灾难研究发现,一般而言,经历过大灾难的人对有害的同情心消退更具免疫力,这种免疫不在于共同经历,是因为他们相信即便很小数目的捐赠,哪怕作为受害者的聆听,也会令身处逆境的人受益。
因为经受过灾害的幸存者大多对援助“功效”有着体会和信仰。
对于没有经历过任何大灾大难的普通人来说,该如何在信息洪流中不让自己的心麻木?
答案是,尽力而为。
捐助善款、转发求助信息,把自己存留的口罩与同事分享;更主要的是照顾自己,依然要在不确定生活中继续寻找确定感,这是我们扛起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也只有如此,才能保有余力去扛别人的那部分。
疫情刚来的时候,自己把刚刚立好的flag又悄悄放下,这段时间把看小说的flag竖起来,重读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看到这一句:
我渴望生活,所以我就生活着,尽管它是违反逻辑的。尽管我不信宇宙间的秩序,然而我珍重到春天萌芽的带着滋浆的嫩叶,我珍重蔚蓝的天,珍重一些人,对于他们,你信不信,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热爱。
寒风中,与你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