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作家方方将其在新冠疫区的居住体验与观察，写成了一系列的日记。日记出来以后非常火。
但网友的意见也并不一致，有人说方方是具有良心的当代作家，传达出社会底层的声音；也有观点认为方方作为知名作家，在尚在全力防抗疫情的当下应该多宣传正能量的东西，至于一些还不尽人意的地方，等疫情消退再总结、改进也不迟。言下之意，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容易，需要顾全大局，不要“挑刺”。
部分网友评论（网络截图）
大观君看过几篇方方的日记，感觉总体基调与官方媒体的倒向并无二致，其中不乏对官方的一些举动进行解释，以安抚劝说一些不理解和焦虑的人们。当然，在文章中也偶有对市对前期疫情处理失误的埋怨和温和批评，有对一些具体措施的落地执行问题提出了质疑。为此，方方本人也特别强调，“我不是挑刺，而是反思”。不过，体制内出身的方方应该很明白，有批评、有质疑，就需要直面问题，这些话，听在有些人的耳朵里，就不免感到刺耳。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作家方方所发出的声音，或者所指出的问题，到底是“大声疾呼、为民请命”，还是”求全责备、忙中添乱”呢？在大观君看来，或许两者都说不上，方方日记中所提出的问题，更多应该算是一种“建言献策”吧。
那么，疫情下的，是否需要这样的建言献策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大观君还是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具体的事例：
第一件事情是前几天已经谈过的厅官“耍官威”事件。据报导，2月13日，退休陈姓厅官一家三口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后，却以医院无法提供厅级干部对应的医疗标准为由，不仅拒绝住院治疗，还隐瞒病情多次出门在小区内走动。疫情当前，用“国难当头”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如果领导干部在这个时候，不仅没有为国分忧，反而给国家添乱、给社会添堵，确实值得谴责。但此事后续却出现一定的“反转”，原来该厅官一家三口一月底患病，2月初确诊后，经多方找寻仍难获得床位，危急之中所幸得到一位私人诊所医生，治好了他一家的新冠肺炎（这是另一个热门话题，另文讨论）。居委会要求其入院时，全家的核酸检测结果已全部转为阴性。陈前厅长在“致歉”信中专门就不愿意去医院进行了说明，一是担心遭遇二次感染，二是不愿占用紧张的病床资源。
第二件事情是家住市汉南区的杨元运，2月12日出现体温升高、胸闷发汗等症状，其后数日多次联系社区人员求助，得到的回复是病人过多、床位紧张无法收治，在病情严重、求治无门的情况下，杨元运因害怕病情发展殃及妻子女儿，于2020年2月16号出走，其后被发现在一处废弃厂房内上吊自杀，杨元运生前还曾留下一封遗书表示称愿意把自己的躯体做这次病情的医学研究。
杨元运离家出走时的监控录像
杨元运留下的遗书（以上图片来自其女在“今日头条”的帐号“迷失方向的杨”）
陈前厅长向居委会“耍官威”，是不想去入院治疗；杨元运向居委会苦苦哀求，是希望能得到一张救命的床位。之所以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说，是因为两者都发生在2月13日前后，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重合度；都发生在，在地点上具有一定的重合度。这就引发一个问题：
在2月13日前后这个阶段，地区的主要矛盾，是要强力解决“应收尽收”问题，还是要解决合理分配病床资源问题？
如果是前者，那就说明当时的地区有充沛的病床资源，要努力做到“应收尽收”，那么杨元运的悲剧就不应该出现；
如果是后者，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需要制定科学的分配方案，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优先保证哪些更迫切需要的病患，如果是这样，那么陈前厅长希望将宝贵的病床资源让给更需要病患的意见，是否需要被采纳？
我们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太多的经验，都有可能犯错。其中有些问题和教训，我们可以留待事后去总结；但有些问题和教训，如果第一时间就有人指出，我们或许还有机会改进、补救，而不至于等到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扼腕叹息。
方方日记中被传播最广的一句话，叫做：“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就是“方方日记“以及类似文字载体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对于这样的声音，我们要做的，不是去禁止它，也不是对其中的一些文字、表述求全责备，更不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如“主旋律、正能量”）去否定它，而是俯下身子，用心去倾听它。
退休厅官“耍官威”事件曝光以后，但如果冷静地思考，其实老百姓的群情激愤，并不完全聚焦在“耍官威”这种表面的形状，老百姓真正痛恨的是，部分官员骨子里的“官僚主义”。尤其是如今面对瞬息万变的疫情，如果不能做到倾听来自各方，尤其是基层的声音，甚至有意识地过虑甚至和谐掉一些声音，是不可能打赢这场艰苦战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