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惊人相似
阿尔贝·加缪的名作《鼠疫》,是以北非城市奥兰发生大规模鼠疫的事件为背景的小说,写的是一场瘟疫,以及被它所裹胁的人们的生存境况与生活态度。
当开始出现大量死老鼠,有人患急病死亡的时候,整个奥兰城陷入忐忑不安的境况中,然而政府却迟迟不肯面对这一事实。
作为一种恶性群体性传染疾病,鼠疫发生的根源当时并没有确定下来,至少对普通居民来说,它具有恐怖的神秘色彩,一个患气喘病的老头儿搓着手惊恐地重复着:“它们来了”。
那个老头会不会以传谣被处罚?小说没说!它们是什么?它们在哪里?始终没有出现。但显然,最早能够感受到“它们来了”的,可能没有医学知识,但一定是有切身感受的人。
它们引起人们的焦虑和不安,人们的命运、行为、选择则被裹挟其中,当奥兰居民不得不接受鼠疫已经发生的事实之后,政府下达了封城的命令。
(二)何必曰楚
《庄子》里讲了一个”何必曰楚”的故事——有一天,楚王打猎时丢掉了一把弓,手下到处去寻找。楚王说:“不用找了,‘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寻找呢?”
孔子听了这事,说:“楚王心胸不大,他应该说:‘人失弓,人得之。’何必非要楚人捡到不可呢?”老子听到这事,说:“连人也应去掉,‘失弓,得之’,对于全宇宙而言,弓不失也不得。”
在这次肺炎病毒被正式命名之前,有人用“新冠病毒肺炎”命名,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为什么SARS不说广州肺炎,而这次却要说是新冠病毒肺炎呢?
这是不是有点“何必曰楚”的味道?事实上,加缪在小说里已经揭示一种现象——将病人视为特殊的群体,是屡见不鲜的做法,这使得病人在社会中被孤立出来。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开篇也指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特别是传染性疾病,使人具有了另一重不同于健康人的身份。
这与歧视无关,没有人歧视人民,一些人的亲朋好友就在那座城市,一些人在那个城市里留下了求学创业的回忆。但隔离必须以地域、以人群为基点,“曰楚”才能明确界限!
(三)亲亲相隐
奥兰变成了一座充斥着病菌的孤城时,市民的第一感觉就是被抛弃了,这是一种群体被流放感,当小说中的人物里厄听到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播”时,感到“他们太远了”。
病人需要被隔离,病人的亲人们却因为害怕这会是生死之别,而拒绝与病人分开。于是有人强行抢走病人,也有人隐瞒家人的病情。这是疾病给人类带来的难题。
病人不仅离死神更近,而且在某些人的观念中会变成死神本身,在人群之间划出永久的分离线,甚至连病人用过的物件,病人踏足过的地方,都会被慎重对待。
个人的命运从未像现在这样,与集体的命运,与一座城的命运休戚相关。
亲亲相隐,是一种狭隘的亲情意识,而那些告别家人冒死支援疫区的“逆行者”,才是如“何必曰楚”故事里老子那样的大德者。
(四)关于流言
由于疫情的神秘性,也给流言、教义等留下了解释、安慰的空间。小说里,神甫在鼠疫期间进行布道,教堂里挤满了善男信女。神甫告诉他们:“你们在受苦,你们是罪有应得。”
如今,大抵没人相信疫情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对一座城、一个区域无差别的报应理论了,但我们还是看到,有某个僧人在微博宣传念某种咒语,可以抗病毒的理论。
吃动物被传染被大多数人相信,事实上在传染源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预言、谶语、猜测都有大行其道的土壤,然得到解释对于大众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这种解释没有违反人文道德。
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避免罹难,就如小品里的一句台词“我不关心它是怎么来的,我只关心怎么能让它赶紧走。”没人会怀疑,那些与死神抢夺生命的医生,才是帮助人们战胜疾病的救星。
(五)关于道德
疫情一旦发生,就会在大范围内造成混乱,而管理者恢复秩序的方式之一,便是将一些在瘟疫中作出卓越贡献甚至牺牲的个人,视作英雄加以宣传,从而起到凝聚民心的作用。
这在今天仍然被视为正能量与主旋律,不否认,这也是医护人员用生命换来的应得的美誉。但加缪对这种做法很反感,他在小说中说:“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
确实,我们已经习惯了从“亡羊补牢”的表扬中转移视线。这次,从目前的不确切消息中,我们似乎在善待、保护、保障医护英雄方面都做得远远不够,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给他们穿上够用的防护服,而不是将来给他们披红戴花。
SARS才过去几年,我们就已经好了伤疤忘了疼。对于疫后“无感”,加缪的小说是这样写的:当疫情消失,整个城市便陷入了狂欢的情绪之中,奥兰幸存下来的市民对当时的危险津津乐道,却对曾有过的恐惧只字不提。